《思想战线》2024年第1期目次及摘要

《思想战线》2024年第1期摘要‍

特稿

教育家精神的时代解读

冯刚，曹鹤鸣

 对教育家精神进行时代解读需要把握以下“三点”。一是深刻理解教育家精神的基本蕴含，即“小我”和“大我”价值实现的双向生成，“经师”和“人师”现实践履的同向发力和“逐梦”和“筑梦”目标确立的同频共进。二是深入把握教育家精神的时代特征，即传承性与创新性、个体性与整体性、人民性与政治性的辩证统一。三是将教育家精神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即引领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尊师重教社会氛围营造、立德树人评价体系建构。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深层逻辑
刘力波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大论断具有内在的深层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第二个结合”与思想解放具有精神内涵和价值指向上的同一性，充分彰显着党对于思想解放的精神追求；从历史逻辑来看，党对“第二个结合”的持续探索是一个不断提升理论自觉、推进思想解放的过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飞跃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和文化资源；从现实逻辑来看，以“第二个结合”带来的新的思想解放助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要在破除“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先验逻辑中实现文化祛魅，在对文化传承发展的科学认识中赓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文化血脉，在挺立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筑牢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思想心理保障。

理论创新视域下“两个结合”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李刚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本文认为，需要从“结合”的哲学意蕴来看待“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方式，“第一个结合”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向度，“第二个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维度。通过历史和现实分析，“两个结合”在理论创新中展现的世界观，体现为立足现实、立根中国的实践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同时，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六个必须坚持”之间的环环相扣和首尾相连的统一性。

自我革命与“第二个结合”
贾钢涛
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具突出性的特质，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自我革命所内含的革故鼎新、修身自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品质，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了新的规律性认识。“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只有深刻把握这二者的内在逻辑，才能在把党锻造为一块坚硬钢铁的同时，不断推进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人类学与民族学

“三生话语”：凸显边缘形态的民族志范式
彭兆荣  民族志是人类学用于学科实践和研究的范式。它的转型和转变也成为学科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具体体现。在古典时代，人类学侧重于人类的原始形貌，“原始（野性）民族志”成了一种代表性类型。现代民族志则以反映客观事实的照相机式的“科学民族志”为标志。阐释人类学以释放主观性为特点的“实验民族志”成为近几十年人类学的代表性范式。近些年来，一种新型人类学范式悄然出现——博物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成为代表。作为新的价值追求，面对当今世界的“生态—生物—生命”危机，致力于建构以“三生话语”为主轴的民族志范式，突出了“边缘形态”的价值。

差异与互渗：列维-布留尔的人类学遗产及其当代意义
陈晋  在人类学的学科史上，“吕西安·列维-布留尔”是一个特殊的名字。一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原始思维”“前逻辑”“互渗律”的争论不绝如缕，研究者一度将其作为现代人类学的反面教材而加以批判。甚至连列维-布留尔本人也在晚年撤回了他的部分论点。通过梳理列维-布留尔的研究过程，以及回顾他与同时期其他学者的交流、合作和论战，本文试图还原其核心理论观点所形成的学术脉络，并指出相关思考在人类学发展过程中以及当下的重要意义。

历史学

马克思文化文明观视阈下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

宋培军

 一元、一统、一体、一家，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话语，1911年开始出现君民一体、上下一体的现代多元共和转向。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居于核心地位，决定中华文化的发展。文化史不仅要前置于成文史，更要前置于文明史，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文明观的基本认识，体现了文明包含于文化中，且为其最高形式的基本理念，为认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论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罗荣渠先生对人类文明的研究是建立在“一元多线历史观”基础上的，形成了现代化研究的“罗荣渠路径”，有助于文化文明时空坐标的建立。四海一家的传统话语就是内地与边疆各族济济一堂。作为现代化范式的中国应用，笔者倡导边疆与内地“主辅线现代化”的中华文明观，有助于揭示中华文化历史传承与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内在关系，有助于说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的主体性精神品格。

风土：文史演绎与地景再造的新史学研究

岳永逸

 在其生前身后海量的诗、文、史、画中反复出现的杨贵妃，首先是一个常人，是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的杰出艺人，其次才是身不由己、动移上意的贵妃。无论叹惋还是诅咒，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杨贵妃，更多指向的是人人挥之不去又向往的“情”。抛离爱恨夹杂的贵妃情结所支配的文史叙事诗学的层层陷阱，杨贵妃的常人和艺人面相就呼之欲出。作为一个雅俗共享的消费对象，贵妃的遗物也脱离唐明皇的专利属性。其故冢和传闻遗失在马嵬并引过客争相观瞻的锦靿，犹如显圣物将马嵬圣地化，也支撑了贵妃落户海外的“野野史”。悖谬的是，在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马嵬已成为一个不再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非地点”。由此观之，文化就是在时空连续体中不同心性行动主体情与理的对撞、交融和辩证，抽象与具象的互生互促。

主佃借贷与贫富相资——对宋代契约租佃制下富民借贷的探讨 黎志刚
 宋代是我国古代民间借贷关系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富民阶层的崛起和契约租佃主导地位的确立，民间借贷关系与契约租佃关系的结合表现得越来越紧密，有效地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逐渐成为当时重要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而宋政府也逐渐认识并重视这一点，利用主佃借贷来实现贫富相资，促进了乡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依口代笔”与“依稿代笔”：清代清水江契约的代笔方式

瞿见

传统契约文书的研究随新材料的大量刊布而不断发展，但契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这些契约是如何制作的，尚缺乏充分讨论。在多数契约均为“代笔”的情况下，上述问题的重点在于考察契约的代笔方式为何。就此，清水江契约中的“依口代笔”与“依稿代笔”可以成为分析的关键：相较于旧说，前者并非指“依口录词”，而应被理解为“依议写契”；后者亦非“照词抄誊”，而是指依契约议定而完成草稿誊正。据此，代笔写契的性质不应是“听写”或“誊写/抄写”，而是具备主体表达可能的“书写”，代笔人的角色因而也远非“打字员”而已。在此意义上，契约并非完全是“记录”，而有可能是被“书写”的，关于其性质的理解或应从事实记载转变为一种“说法”或“叙述”。

治理问题研究

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以《哥达纲领批判》为文本的政治哲学分析
寇清杰，肖影慧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通过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分配正义观，阐明了自己基于历史主义原则的正义观，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指明方向、开辟道路。针对拉萨尔主义将分配正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想，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其以劳动所有权为理论基点、以平等的权利为原则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目标的主张。马克思的正义观以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为理论出发点，阐明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分别是正义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历史实现形式。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性分析中，可归纳出权利原则、贡献原则和需要原则三种分配原则，体现了正义原则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展开和扬弃发展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深入探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及其理论超越，既是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正义观本真要义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克服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缺陷与理论局限，消除对马克思正义观辩证意蕴的负面影响。

边疆绿色治理：概念内涵、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
史云贵  边疆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边疆绿色治理是指边疆绿色治理共同体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中的绿色要求和绿色标准，秉持绿色价值理念，进行绿色话语表达并形成绿色共识，凝聚成共治边疆公共事务的绿色合力，推动边疆经济低碳发展、政治风清气正、文化包容多样、社会健康和谐、生态绿水青山的全方位绿色化的一系列活动或过程。边疆绿色治理体系由“目标—场域—主体—方式—客体—效果”等要素按照一定逻辑关系耦合而成。在把握边疆绿色治理体系各要素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设计由“动力—过程—创新—保障”等一系列机制构成的机制谱系，确保边疆绿色治理良性运转，进而助力实现边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不断满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生成及应对
何绍辉  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风险治理的基本单元。因治理手段不当、治理能力不足或治理资源缺失，形成了以日常生活性风险、社区秩序稳定风险和治理主体公信力流失风险等为主要类型的城市社区治理风险。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客观存在，给城市社区治理尤其是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提升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形成，与城市社区治理规模过大、治理对象复杂、治理资源有限和治理规范不足等要素密切相关。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质量，增强城市居民社区生活体验感和治理成效获得感，需要对城市社区治理风险进行分类治理、培育治理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整体治理。

层递式动员：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中农民参与的逻辑审思
黄振华，杨文迪  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农民参与建设行动的积极性反映了乡村治理是否有效。本文以W村的三类公共建设项目为例，分析影响农民参与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干部权责的对等情况影响其动员行为，决定了动员行为与农民需求的匹配程度，由此生成层递式、间断式和错位式三种动员方式，并呈现出与之对应的互动式、任务式和疏离式三类农民参与样态。其中，层递式动员下的有效参与能够助推乡村善治。这启示我们，必须健全干部动员激励机制，对标农民需求，推进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中积极有序的农民参与，以此保障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法学

根据地司法对风俗习惯的甄别、援用及其逻辑

李文军

 为实现根据地的有效治理，根据地司法机关对当地的风俗习惯进行甄别，并根据甄别结果作出相应处理。有的风俗习惯得到援用，或作为判决中的民事法源，或在案件的事实查明、法律发现、价值权衡、裁判论证等方面发挥作用；有的风俗习惯则在甄别后被拒绝援用。根据地司法甄别风俗习惯时所秉持的逻辑，既遵循马克思主义认可习惯法权的立场，也对移风易俗的必要性和社会资源成本进行了考量。甄别援用风俗习惯需要司法者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司法方法论，人民司法的若干特征也因此而形成。

社会养老保险遗属抚恤法治的反思与重塑
胡川宁
 为解决私法制度在面对扶养义务人死亡风险时的失灵问题，现代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自诞生伊始就涵盖了遗属抚恤。我国劳动保险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为非因工死亡参保人员遗属设立了抚恤制度。然而，这种劳动保险遗属抚恤制度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们亟须探索建立一套新型社会养老保险遗属抚恤制度，以充分发挥互助共济功能，实现死亡风险的社会化治理。其主要特点包括：制度模式上统一于由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负责提供资金；遗属范围上与民法扶养义务人的范围保持一致；抚恤金申请上以遗属有抚恤必要为前提；死亡事由上具有无条件性；待遇标准上实现对民法扶养费的替代。

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

时代新人培养：深刻意涵、理论溯源和培育路径

马福运，陈雨昕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党和人民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战略任务。时代新人应具备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核心特征，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培养时代新人这一命题的提出，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找到其理论根源和文化自信。而从理论命题转化为生动实践，则需要完善课堂、文化、实践和网络一体化培养机制，打造好课堂场域、实践场域、文化场域和网络场域的育人“生态圈”。